温哥华 vs 列治文：两座城市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对比

Harrison Ming
March 24,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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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Vancouver）和列治文（Richmond）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温哥华地区内两座毗邻的城市。一个是享誉国际的都会中心，另一个以多元文化和社区氛围见长。它们有着截然不同却又密不可分的历史。从建市年代、地理环境与原住民渊源，到交通、经济与移民浪潮，每个因素都塑造了这两座城市独特的发展轨迹。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或许不知道，作为后起之秀的列治文建市时间其实比温哥华还早七年！下面，我们将深入比较温哥华与列治文的历史演变，并探寻现代城市特色如何源自其历史根基。

建市时间与早期发展对比

温哥华的诞生：温哥华正式建市于1886年4月6日。在19世纪80年代初，这片地区还只是布拉德湾（Burrard Inlet）南岸一个名为“格兰维尔”（Granville）的木材村落，居民不到一千人。随着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R）的西进，格兰维尔抓住了历史机遇：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选择这里作为跨大陆铁路的终点站，这使得原本不起眼的村庄一夜之间声名鹊起。1886年，随着铁路通达，这里更名为“温哥华”并正式建市。不幸的是，仅仅两个月后的1886年6月13日，一场大火几乎将新生的温哥华夷为平地：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上千栋木制建筑被烧毁，整座城市仅剩寥寥几栋建筑尚存。这场温哥华大火虽然毁灭性巨大，但顽强的市民很快开始了重建，为城市此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列治文的创建：相比之下，列治文早在1879年11月10日就作为自治市镇（Township）注册成立。十九世纪中叶，大批欧洲拓荒者沿菲沙河三角洲的鲁鲁岛（Lulu Island）和海岛（Sea Island）定居，从事农耕和渔业。但低洼沼泽的地形给农业带来挑战，筑堤排水成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早期居民为了修建和维护堤坝、道路，曾向当局请愿建立地方自治政府，这促成了1879年列治文的建制。当时的列治文人口稀少，初期只有几十户农家，到了1887年全区人口也仅约二三百人。尽管如此，列治文有了比温哥华更早的起步，并于1990年正式设市成为如今的列治文市。这一早期基础也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列治文的发展重心与温哥华有所不同——主要围绕农业和渔业社区缓慢成长，而不是像温哥华那样瞬时城市化。

地理位置及原住民历史背景

温哥华的地理与原住民渊源：温哥华位于布拉德内湾和菲沙河之间的半岛上，三面环水，北望沿岸山脉，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一地区属于海岸萨利希（Coast Salish）原住民的传统领地，其中包括穆斯克姆（Musqueam）、斯阔米什（Squamish）和措锡尔－沃图斯（Tsleil-Waututh）等原住民族群。穆斯克姆族的祖先早在数千年前就定居于菲沙河河口一带（涵盖了今天大温哥华地区的大部分区域）。温哥华地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温和的气候为原住民提供了上万年的持续生计。至18世纪末欧洲探险家乔治·温哥华航行至此时，这片土地上已有繁荣的原住民村落和文化。可以说，温哥华这座城市后来所处的位置，正是因其天然良港和富饶土地，先被原住民长期青睐，后又吸引了殖民者的目光。

列治文的地理与原住民背景：列治文由菲沙河入海口处的一系列岛屿组成，包括最大的鲁鲁岛和海岛。河流三角洲的肥沃沉积土塑造了列治文独特的地貌：平坦低洼、河道纵横，土地肥沃非常适宜农业。早在殖民时代之前，当地即是原住民聚集和使用的场所。在原住民的传统语言中，这里被称为“spʼelekṡwəkws”（发音类似“斯帕勒克维克斯”），意为“泡泡水”，形象地描述了河口地区沼泽涌泉的自然景象。原住民在此地狩猎、捕鱼、采集食材，繁衍生息，并通过水路与周边社区交往。列治文的河口位置和丰饶物产不仅孕育了原住民文化，也在之后吸引了欧洲移民，将这里发展成农渔并兴的聚落。

城市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温哥华的发展里程碑：在经历了建市和大火洗礼后，温哥华很快进入高速发展轨道。1887年，第一列横贯加拿大的铁路列车驶抵温哥华，标志着这座城市正式成为全国交通枢纽和贸易终点。铁路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口和商机，促使温哥华在20世纪初取代维多利亚，成为卑诗省最大的城市。1890年代，温哥华已发展为西海岸的重要港口和商业中心。1908年，联通菲沙河两岸的弗雷泽大桥建成，交通进一步改善。1930年代，狮门大桥兴建通车，将市区与北岸相连，促进了都会区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温哥华成为加拿大西部的造船和军工基地，人口激增并带动郊区发展。**1986年世界博览会（Expo 86）**则是温哥华现代史上的一大亮点：这场在温哥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吸引了数百万国际游客，也促成了天车（SkyTrain）等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使温哥华蜕变为国际旅游和房地产投资的热点城市。进入21世纪，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再次推动了温哥华的基础设施升级和全球知名度，巩固了其“世界级城市”的地位。

列治文的发展里程碑：列治文的历史进程虽相对低调，却有其重要的节点。1882年，史蒂夫斯顿（Steveston）建起了第一座鲑鱼罐头厂，揭开了列治文渔业繁荣的序幕。到19世纪末，史蒂夫斯顿已成为加拿大西海岸最大的渔港之一，捕捞和罐头加工业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劳动力涌入。1889年，第一座连接列治文与温哥华本土的桥梁——马宝桥（Marpole Bridge）建成，跨越菲沙河北支流，将海岛和鲁鲁岛与温哥华马宝区相连。这座桥极大地方便了两地往来，促进了列治文与大城市经济的融合。进入20世纪后，列治文继续推进基础设施：1909年电车线延伸至此，进一步带动了本地农业产品外运和郊区居民通勤。1942年发生的日裔居民强制搬迁事件对列治文是一次重大冲击——由于二战爆发，加拿大政府将滨海地区的日裔加拿大人全部遣送到内陆，史蒂夫斯顿一下失去了约80%的人口（当时史蒂夫斯顿聚居着全国第二大的日本移民社区）。这一事件令当地渔业和社区元气大伤，但战后列治文逐步恢复生机。20世纪下半叶，列治文迎来了城市化转型的重要时刻：1931年，温哥华国际机场在列治文的海岛正式启用，使列治文成为全地区航空交通的中心。1990年，列治文由镇升格为市，城市建设提速，高楼和商业中心开始涌现。2009年，连接温哥华市中心、列治文市区和机场的“加拿大线”地铁通车，进一步拉近了温哥华与列治文的时空距离。如今的列治文，已从昔日的沼泽农岛成长为大都市圈中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

交通发展对两市历史演变的影响

交通因素在温哥华和列治文的历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对于温哥华而言，1880年代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是城市诞生的直接原因——正是铁路终点站的设立，让温哥华成为西海岸的门户。此后，温哥华的深水良港吸引了全球航运，港口贸易和铁路货运使其迅速壮大。早期的温哥华市内还修建了有轨电车系统，连接城区与周边郊区，促进了城市范围的扩张。1930年代修建的狮门大桥和1950年代建成的橡树桥（连接温市与列市）等，使大温地区交通网络更加完善。1986年前后开通的天车（SkyTrain）更是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的典范，大幅提升了温哥华的通勤效率和都市圈凝聚力。

对于列治文来说，交通的影响同样深远但有所不同。由于地处河口岛屿，列治文早年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水路，小型渡船是居民和货物往来的重要方式。1889年马宝桥的建成标志着陆路连接时代的开启——此后修建的道路和桥梁把列治文逐步融入大温公路网络。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列治文成为航空交通的枢纽：温哥华的首座机场其实最初坐落在列治文鲁鲁岛的草地上，1931年机场迁至海岛，即今天的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地。有了机场，列治文从此成为连接加拿大与亚太地区的空中门户。这不仅带来人流物流的集散，也带动了临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加拿大线地铁和高速公路的完善，使得列治文与温哥华的联系更加紧密，区域一体化趋势加强。可以说，交通基础设施的每一次升级，都为两市注入新的发展动力：铁路和港口让温哥华兴起，公路和机场令列治文腾飞。

经济产业变迁与城市演变

温哥华与列治文在历史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产业基础，但两者的经济演变也体现出互补与联动关系。温哥华早期以森林资源为依托，兴起于木材加工业和海运贸易。19世纪下半叶的黑斯廷斯锯木厂等企业带来了就业和人口聚集。随着城市的发展，温哥华逐渐转型为多元经济中心：20世纪初成为西加拿大的批发贸易枢纽和金融中心，二战时期则依靠造船和军工业繁荣。战后，服务业和旅游业兴起，加之作为加拿大亚太门户的地位确立，温哥华的经济日益多样化。到21世纪，温哥华已拥有金融、高科技、影视制作等现代产业，经济重心从资源型逐步转向知识型。历史上铁路和港口奠定的商贸基础，使其至今仍是加拿大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国际贸易和航运物流在本地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

列治文则以农业和渔业起家。肥沃的三角洲土壤使这里自19世纪起就是大温地区的“粮仓”和“果园”。早期定居者成功开垦出农田，种植蔓越莓、蓝莓以及各类蔬菜水果，乳制品业也一度兴盛。与此同时，濒临菲沙河的地利之便催生了强大的渔业：从1880年代开始，列治文沿河兴建了众多鲑鱼罐头厂，渔民将每天捕获的大量三文鱼运来加工，史蒂夫斯顿渔港更是一度因出产优质丰沛的罐头鲑鱼而闻名国际。渔业和农业不仅为列治文带来了财富，也塑造了当地社区的结构（例如渔民村落和农场聚落）。进入20世纪中叶，列治文开始出现工业区，尤其在靠近机场和桥梁的区域发展起制造业和仓储物流业。列治文的经济在后半世纪逐步向多元化迈进：传统产业如渔农业逐渐缩小，占GDP比重降低，而服务业、零售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后来居上。例如，临近机场的优势吸引了大量航空物流、贸易公司设址；同时，高科技制造和游戏、软件等新产业也在列治文生根。截至今日，列治文已从一个以初级产业为主的乡郊社区转型为拥有大型购物中心、科技园区和总部经济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列治文的许多现代产业都能在其历史中找到渊源：农渔业传统孕育了食品加工和餐饮文化，早期的造船和修船业为今日的制造业提供了技能基础，机场的建立更直接催生了临空经济带的发展。两座城市的经济此消彼长、相互依赖——温哥华作为商业金融中心辐射带动了周边，而列治文凭借土地和位置优势承接了大都市部分功能，成为区域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移民与多元文化对城市历史的影响

温哥华和列治文的移民历史丰富多彩。温哥华自建市以来就是移民的熔炉。最早来到这里的大多是英国及欧洲移民，他们为城市带来了西式的制度和文化。而在铁路建设时期，大批华工远渡重洋参与修路，随后部分华人在1880年代定居温哥华，聚居形成了著名的华埠（唐人街）。温哥华的华人社区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华人聚居地之一。华裔移民在此开设商铺、兴办社团，顽强地传承着中华文化，丰富了城市的多元风情。然而，早期华人与其他族裔也曾经历隔离与艰辛：种族歧视一度使唐人街成为华人被迫自成一体的“城中城”。除了华人，20世纪初还陆续有日本人、印度旁遮普人等移民群体来到温哥华谋生，形成日侨社区和“小印度”等文化区。二战期间，温哥华的日裔居民同样遭遇了强制迁离的命运，当时位于市中心的日侨社区（现今Powell街附近）在1942年后人去屋空。战后，移民政策放宽，温哥华迎来了新的移民浪潮：20世纪末尤其是1980-90年代，大批来自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的移民选择温哥华安家落户，使得温哥华的亚裔人口比例大幅提升。到了2010年代，温哥华的人口结构已高度多元，欧洲后裔不再占绝对多数，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任何单一族裔占明显优势”的多元格局。这种多元文化为温哥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使其在美食、节庆、艺术等方面都展现出丰富的国际色彩。

列治文的人口结构与移民影响则更为引人注目。早期的列治文主要由英国、爱尔兰等欧洲裔农民开垦，但渔业的兴起带来了亚裔移民的加入。19世纪末，大批日本渔民被吸引到史蒂夫斯顿从事捕鱼，他们勤劳敬业，不仅壮大了当地渔业，也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如1910年代创办了日侨医院等福利设施。同一时期，一些完成铁路建设的华工也来到列治文，在罐头厂和农场工作，为当地增加了中华元素。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列治文已是一个多族裔共存的社会。然而，二战爆发后的政策使这种多元中断：1942年日裔的集体离开令列治文（特别是史蒂夫斯顿）元气大伤。战后，随着社会进步和政策变化，列治文再次迎来多元融合的新篇章。1960-70年代，香港和广东移民开始在列治文定居，经商兴业。尤其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大批香港移民以及随后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新移民将列治文视作安家首选。列治文的社区面貌为之一新：中文商店、餐馆林立，“黄金村”等亚洲商业区蓬勃发展。本地政府也顺应趋势，引入双语标识、庆祝亚洲传统节日，营造出兼容并蓄的城市氛围。21世纪的今天，列治文已成为北美最具亚洲风情的城市之一。截至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列治文市约有52.5%的人口为华裔背景，亚裔（包括华裔、南亚裔等）居民总占比更高达近七成。这种人口结构在加拿大乃至北美都相当独特。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不仅改变了列治文的人口统计，更深刻影响了城市的发展方向——从教育到商业，无不体现跨文化融合的特质。例如，列治文以美食闻名，大批华人和其他族裔开办的餐馆令这里成为“美食之都”；多元的宗教和文化团体也让城市充满异彩纷呈的活动。总体而言，移民浪潮塑造了列治文开放包容的性格，为城市注入了持续的增长动力。

历史与现代城市特色的关联

历史的积淀深刻影响并塑造着温哥华和列治文今日的城市特色。在温哥华，我们可以清晰地从城市风貌中读出历史的痕迹：煤气镇（Gastown）鹅卵石街道和维多利亚式建筑，提醒着人们这里正是1867年盖茨比酒馆兴起的小镇原址；唐人街的中式牌楼和市场，述说着华人在这座城市百余年的奋斗史；耶鲁镇（Yaletown）那些红砖仓库改建的时尚公寓与餐厅，则是工业遗产重新焕发活力的范例——昔日因铁路而生的货仓区，如今成了温哥华最潮流的生活区。温哥华得天独厚的自然与历史资源也融合为城市的亮点：史丹利公园是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早在1888年就作为公共绿地启用，至今仍保留着原始森林风貌和原住民图腾柱，成为市民休憩和游客必访之地。总的来说，温哥华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与历史街区比邻而立，国际都市的繁华与多元文化的社区传统交相辉映。这种独特气质正是源于其丰富的历史底蕴——一座城市在短短一个多世纪里，从荒野木村成长为全球知名都市，过程中每一段历史都化为今日城市性格的一部分。

在列治文，历史同样为现代城市赋予了独特的韵味和功能。首先，列治文保留了大量农业用地和自然生态，这直接源自其农垦传统和湿地环境。时至今日，列治文仍以本地出产的新鲜蔓越莓和蓝莓闻名，每年秋季的蔓越莓丰收节吸引着各地游客——这些农产品品牌正是百年前垦荒者努力的延续。其次，史蒂夫斯顿渔人码头已成为列治文最具特色的旅游景点之一。漫步史蒂夫斯顿，我们能看到修复的鲑鱼罐头厂（现为鲑鱼罐头厂博物馆）和历史建筑，它们忠实记录了当年“鲑鱼之都”的辉煌。尽管捕鱼业不再如昔日繁盛，但史蒂夫斯顿这个社区顽强地保持着海洋文化的纽带，每天清晨仍有渔船归港，新鲜海产在码头直接售卖，让人依稀体会到往日的风貌。此外，列治文的城市景观中闪耀着多元文化的元素：庙宇教堂、中华商圈、日式花园比比皆是。这些都是移民历史馈赠的遗产，使列治文在现代城市中别具一格。值得注意的是，列治文现代发展的许多重大项目也都与历史相连：例如，温哥华国际机场虽然现代化程度一流，但它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列治文航空史的一部分，从草地跑道一路走来；2010年冬奥会速滑馆——列治文奥林匹克椭圆速滑馆的选址，亦考虑了靠近机场和高速的地利，这是对列治文作为交通节点传统的延续和肯定。可以说，列治文能在现代崭露头角，正是因为它将自身的历史传统（如务实的社区精神、开放的多元文化、连接陆海空的地理优势）转化为了城市发展的动力和特色。

结语

温哥华与列治文，这两座大温哥华地区的重要城市，虽然在规模和知名度上有所差异，但各自的历史如同交织的双螺旋，共同谱写了地区发展的篇章。温哥华的历史是一部从森林小镇成长为国际大都会的传奇，体现了交通驱动型城市的崛起与多元文化融合的成果；列治文的历史则是一曲由农渔乡村迈向现代城市的奋斗歌谣，彰显了社区韧性和移民贡献的重要价值。透视两市的发展，我们看到地理环境和历史机遇如何造就城市性格，也看到移民和经济潮流如何塑造城市面貌。当下的温哥华繁华而多元，列治文和谐而蓬勃——这一切都源自它们深厚的历史根基，并将继续在未来的发展中留下印记。正如列治文市政府所言：“土地、河流和海洋在一个多世纪前让列治文独一无二，这一点在今天依然真实不虚”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历史赋予了温哥华与列治文各自独特的灵魂，而这灵魂将指引着两座城市走向未来的道路。